“挟尸要价”背后的市场需求必须正视

    对于攀枝花市仁和区务本乡村民邓钢明和妻子董从蓉来说，过去的一周，他们经历了悲伤的丧子之痛。11月30日下午，儿子邓树超跳入金沙江，自杀身亡。12月3日，在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处，邓树超遗体被渔民发现。邓钢明说，他和妻子前去认尸，渔民却要收1.8万元的捞尸费，后经协商仍然要收8000元，而他家中经济非常困难，拿不出这么多钱，眼睁睁看着儿子遗体浸泡在江中。（12月8日《华西都市报》）

    “挟尸要价”，碎了一地的节操谁来捡起？在这背后，必然要追问关于公共监督更深的真相。

    无论跳江自杀还是溺水身亡，基于“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社会伦理，被发现后都应第一时间打捞上岸，这既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也是对其家属受伤心灵的抚慰。于此而言，打捞市场的产生就有其合理性。

    正因为打捞尸体是有成本、有风险的市场活动，收取相应的费用并不为过。毕竟，渔民没有直接的打捞义务，我们不能简单地给捞尸要钱扣上“道德”的帽子，需要批判的是“见死不救”，或者无所顾忌的“坐尸起价”。

    面对“挟尸要价”，难道只有“挨宰”的份？我们在愤恨渔民的“人性冷漠”之时，也可以窥见“无政府”的市场乱象。有几个问题如鲠在喉：一者，捞尸收费监管在哪里？民间打捞队伍尚处于自发、粗放、无序的状态，由于缺乏行业准入、职业准则和收费标准，再加上监管“装聋作哑”，在“不道德血液”随处流淌的语境下，出现随心所欲的漫天要价则是必然；二者，公共救助政策在哪里？尸体在江水中泡了这么多天，为何政府职能部门就不能 “该出手时就出手”？何况，在一些溺亡案件中，捞尸和尸检本身就是侦查和收集证据的一部分。如果捞尸要钱，公安部门的破案、消防部门的救援行动，是不是也要实行有偿服务？

    若有公益打捞，何来“挟尸要价”？既然捞尸市场需求客观存在，那么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来讲，理当承担起民生兜底的责任，在制度安排上更好地“善后”。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仅要用法治手段和强力监管打掉“挟尸要价”的霸气，更应通过“两条腿走路”还原捞尸行为的公益属性。一方面，可以通过整合公安、渔政、消防等部门资源，组建正规的专业打捞队伍，免费提供水上救援与尸体打捞服务；另一方面，不妨委托专业团体从事打捞服务，以政府购买服务或政策性补贴的形式全额“买单”。

    一言以蔽之，终结 “挟尸要价”，政府理应主动担当并积极作为。只有沉在江底的责任与职能先被打捞上岸，才能避免逝去的生命遭受金钱的污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