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了，该给这份报告书一个公正的评价了 短史记

图注：1932年李顿调查团在上海，图中心穿大衣者为李顿

文 | 杨津涛

长期以来，国内舆论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依靠国联，以及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都怀有很大偏见，如指责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偏袒日本，“充分暴露出国联各列强极其卑劣的帝国主义嘴脸”等。事实上，此报告书内容相对客观，对向世界披露日本侵略真相，曾起到很大作用。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有两重性。在法理层面，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否定日军的行动属于“自卫”，否定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在现实层面，不主张东北恢复“九一八”前原状，而建议设立一个有日本顾问参加的“自治政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在中国政府请求下，派出由英国人李顿率领的“国联远东调查团”（通称“李顿调查团”）前往东北，调研中日争端及事变真相。1932年10月，国联向各国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提交的报告书。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长达270余页，共10章，前8章是调查结论，从法理层面澄清了几点事实：一、“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其有“精密预备的计划”；二、“满洲国”为日本扶植成立，其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三、承认东北三省领土及主权归中国所有。报告书这一部分披露了日本有预谋的侵略行径。

报告书后2章是李顿等人向国联提出的解决意见。他们不主张东北恢复原状，而建议设立一个“自治政府”，包括“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比例”；中日军队全部撤出东北，改由两国宪警维护治安等。此外，报告书称日本出兵东北，不止是“此一邻国以武力侵犯彼一邻国边界之简单案件”，还是有“赤色危险”的复杂问题。报告书还认为，九一八之前，日本在东北拥有特殊利益，中国的反日行动损害了日本的利益。这些建议，显然是基于中日在东北的既成事实，而做出的妥协（相较于因东北军之不抵抗，日本已在东北实现了全面控制这一既成事实，报告书实际上是在要求日本“吐出部分到嘴的肥肉”）。

图注：李顿等正在调查柳条湖铁路的爆炸点

对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国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观点高度对立；日本则一致指其“不公”

1、蒋介石、胡适等虽然认为报告书有迁就日本之处，但大体上肯定其“尚属公道”“代表世界公论”

围绕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内容，当时中国国内形成两种对立意见。蒋介石对报告书所提建议十分不满，认为“李顿对于调停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但承认“调查之日本责任，尚属公道”，因此决定对报告书“有修正与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绝”。汪精卫时任行政院院长，他公开声明，“中国政府对于李顿报告书，赞成其所持态度，表示满意”。

在国联主持交涉的顾维钧看法同蒋介石一致，“前八章关于事实的叙述，看来是正确地反映了满洲的形势，但最后两章（包括建议）则似乎很受既成事实的影响”。胡适称报告书“代表世界公论”，李顿等人的建议“未尝不是一种解决的途径”。在胡适看来，“如果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条约上的利益，和承认满洲的自治权，可以取消‘满洲国’，可以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权重新行使于东三省”，那么“这种条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对报告书持全盘否定意见者多为蒋介石的政敌，如胡汉民说，报告书“几为自毁立场，而暴露其无维护正义，主持公道之能力”；冯玉祥、李烈钧称报告书“混淆真相，颠倒因果”，“挽救国难，在于积极抵抗，惟抵抗乃能表现民族求存之决心，惟决心乃能转移国际之视听，徒而求助国联，实为民族自杀”。同时，其他党派所发表的《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也称“这是帝国主义向中国民众提出的瓜分中国的哀的美敦书，而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却完全同意接受的！”

2、日本军政人士一致指责报告书，甚至称其是“对皇军的一种侮辱”

相比之下，日本国内对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意见较为一致，纷纷指其“不公”。日本政府发言人称，“该报告书对日本不公正之处甚多，但对华不公正之处则绝无”。日本陆军对于报告书中的指责，表示“这是对皇军的一种侮辱，是越权行为”“要对该报告加以痛击，使至于体无完肤”。日本政府还起草了《对 之意见书》，指责调查团“漠视日本所提之详细证明文件”，“不信拥护满洲国之人士”，而“对来历不详或不明之情报反予以不正当之信任”，因此报告书“有偏见”、“不可靠”、“无根据”。

日本为维护其在侵略利益，维持“满洲国”，拒不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并威胁说，如果国联一味无视日本要求，通过调查书草案，那么“日本帝国必须断绝与国联的关系”。日本的激烈反应，也从侧面说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确是倾向于中国的。

图注：李顿调查团在哈尔滨所收到的上百封民众来信（彭大伟 摄）

由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发表，日本在国际上所造的种种关于“九一八”的错误舆论流产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所能选择的方针只有三种，一是对日宣战，二是对日交涉，三是依靠国联。蒋介石当日忧虑：若中国先对日宣战，则“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而且使此等公约完全失其效用”，先失去了一个有可能制衡日本的国际渠道，而且“无备而战，必至战败”，故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言战事。但蒋因担心被“任意要挟，恐失国权愈大”，也不愿对日直接交涉，故国民政府最终选择将问题提交给了国联。

最终，日本以宣布退出国联的决绝方式，使得国联要求日本限期撤军的决议未能生效，拒绝了基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国联决议。这是一个三方皆输的结局：国联丧失了它的威信和影响力；日本失去了身为国联成员的一切利益，在世界外交舞台上走向孤立，日本公众舆论对西方的敌视加深，对军人集团扩张主义的支持更加顽固；中国亦未能依靠国联对东北问题有所挽救。参与国联交涉的郭泰祺，事后曾如此感慨：“外交无实力为后盾，求人之难，实难于上青天”；中国实力不足，“国联亦以空城无计，反遭暴日当头之棒喝，盖国际联盟会之本身，原为空虚之物耳”。

即使如此，中国也并非全无收获。至少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向世界申明了中国被侵略的事实。在胡适看来，“因为厌恶中国近年排外的嚣张，因为日本宣传能力之大，因为中国自身政治之实在不满人意，所以同情于日本的议论在各国颇占优势”“我们虽用全力做宣传，终不能期望国外舆论的一致同情于我们”，“止有负世界重望的公断人的报告可以统一世界的是非，矫正世界舆论的错误”，此即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最大功用”。

1932年11月，曾任清华政治学系主任、军政部中校秘书等职的余日宣，发表演讲时，提到有一个外国记者曾对他说，“中国想要外国来帮着打仗，那是万不可能的，就是经济绝交的论调也决不会实现，因为如对日本经济绝交，本国的商业，一定会受到重大的损失，他们为中国来受损失的事情，当然他们不会做的。”那么只能期望各国舆论因报告书的发表而有所改变，日本“常在各处宣传他们占东三省的理由是如何的充足，所以有许多国家因为听了日本一面之词，对于中日的关系发生种种误解，以为日本有理，中国无理，他们现在看了这个报告，至少对于日本的信任心总会要减少些”。

总的来看，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依靠国联，有其无奈之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亦非如以往所言“偏袒日本”，相反日本各界对该报告书极为不满。该报告书驳斥了日本在国际上所造的种种关于“九一八”的错误舆论，自有其重要价值。

图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攻入奉天

注释

周美云：《重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革命文献第40辑》，台北1978年；洪岚《公布前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55页；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6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第51页；张敬禄：《评》，《齐鲁学刊》1990年第6期；《蒋介石关于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中国近现代外交史资料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294、295页；胡适：《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胡适文集》第11册，第273页；余日宣：《李顿报告书的研究》，《沪江大学学术讲演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