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接收了多少外国难民？ 短史记

导语

短史记

现在中国境内有来自非洲等地的难民100多人，每月领取1200元生活费。

近日，有关中国是否应接收中东难民的话题，引起网络热议。很多网友都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两次大规模接收难民：二战时期及70年代末，分别收容约3万犹太难民和近30万印支难民。除此之外，中国历年来还收容有一些非洲和西亚难民。

民国时期，中国收容了很多犹太难民，仅上海就有约3万人

1、大量犹太难民涌入上海避难

1938年“水晶之夜”后，掌控德国、奥地利的纳粹势力加大对境内犹太人的迫害。犹太人寻求出国避难，但盛行反犹主义的欧美各国大都拒绝接收，中国几乎成为犹太人唯一的选择。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从人道主义出发，在1938年~1940年给数千名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被联合国誉为“中国辛德勒”。获得中国签证后，犹太人即能合法离开奥地利，除中国外，他们的目的地还有加拿大、古巴、菲律宾、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

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聚居地，除何凤山发放签证的原因外，与当时上海地位特殊也有很重要的关系。日军占领上海华界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依旧是自由地带，并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地区——外国人从海路进入上海租界，无需签证、资金担保、警方证明等一切手续；上海租界的生活习惯也比较接近欧洲社会。从1933年~1941年，共有约3万犹太难民利用此种便利，进入上海避难。

2、为收容更多犹太难民，国民政府曾计划在云南设立寄居区

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的各国慈善机构逐渐无力应对，租界当局开始考虑限制犹太难民入境。鉴于此种情况，在华的犹太银行家雅克布·保格拉斯（Jacob Berglas）为救助同胞，向国民政府提议，每名犹太人入境，随身携带50~100英镑，中国可通过收容犹太难民，提高外汇储备。受其影响，国民政府制定了对犹太难民的安置计划。

1939年3月，立法院院长孙科上交提案，建议在西南边区为犹太难民划定寄居区。这样一来，中国不仅能增进英、美两国普通民众的好感，达到抗战宣传的目的；还能利用犹太难民的财富及能力，为抗战服务。此提案得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及行政院的原则同意。随后国民政府拟定了初步安置计划，总共三点：第一，要求犹太难民入境后遵守中国法律，“不作任何政治活动或主义宣传，不批评或反对三民主义”；第二，入境后“暂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得杂居内地”，可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第三，中国政府会为犹太难民求职提供帮助。

对于具体安置地点，内政部建议，可设于边境地区的商埠，如“英属缅甸接近之云南腾越（即腾冲）商埠”或“法属安南接壤之云南河口商埠”。外交部则认为，如果寄居区“接近通商口岸或国际路线，易受外力诱惑，于我不利”。建议“无国籍犹太人……宜远离通商口岸及国际路线”“有国籍犹太人，应限居于通商口岸”。军政部的意见亦大致如此，建议寄居区“须在我能充分行使权力区域内，以不接近国境线为宜”，如滇越铁路上的蒙自。

龙云在得知中央有意在云南安置犹太难民的计划后，为争取主动，遂致电中央，表示云南地广人稀，思茅、普洱一带土地肥沃，可将犹太难民安置在那里，开垦农田。中央各部提出的腾越、河口、蒙自等地都是云南的经济或战略要地，龙云不能容忍中央借设置犹太难民寄居区的名义，进入这些地方，故而提出重要性较次的思茅、普洱。

犹太银行家雅克布·保格拉斯得知国民政府的以上计划后，一方面专程拜望了孙科、孔祥熙等政要，希望获得他们的帮助；另一方面还亲赴云南考察。随后，他在上海宣布，将筹资向云南移民10万犹太人。当时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10万犹太人可能在中国找到家，云南会成为难民的应许之乡，德国银行家令人鼓舞的动议》的报道。

3、德、日干预下，前来中国的犹太难民数量急降，设立安置区计划夭折

让人惋惜的是，国民政府内部详细讨论的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最终未能落实。原因至少有三：

首先，德国发动全面战争后，限制犹太人出国；日本控制下的上海，则限制犹太人入境，使得1939年9月后到中国的犹太难民日渐减少，由中国集中安置的必要性不再存在。

其次，战局对中国日趋不利，国民政府财源枯竭，亦无力筹措安置难民的巨额经费。

第三，龙云和中央貌合神离，虽号称愿意在云南安置犹太难民，但对此并不热心。按照孙科的计划，犹太难民寄居区要“由中央指定中央及地方该管长官，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划该区域建设及管理事宜”，龙云当然不希望中央借此介入云南事务。

虽然犹太难民寄居区没能建成，未能收容更多的犹太人，但在欧美各国一致排犹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能做此努力，实属难能可贵。

70年代末，中国曾接收约30万“印支难民”

1、中国接收的“印支难民”，大多数为越南华裔，现基本融入中国社会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政权鼎革等原因，约160万来自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印支难民”流向20多个国家，其中27.9万人被中国接收。来到中国的“印支难民”绝大多数为华裔越南人或越南籍华人，少数为越南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

中国接收这些“印支难民”后，主要将他们安置在南方五省区的233个国营农场和一些企业中，其中广东安置11万人、广西9万人、云南4万人、福建3万人、江西0.13万人。中国为大多数难民修建了住房、医院、学校等生活设施。截至2005年，居留在中国的印支难民及其子女，已达29.5万人，带来治安及就业等压力。

中国与联合国难民署有所合作。1994年以前，中国从难民署争取到9000万美元无偿援助，用于针对难民安置区的工业创收、农业创收、水利工程、医疗卫生、学校教育等600个项目；1994年以后，难民署对中国的援助方式改为“周转基金信贷基金”，帮助难民接受技能培训及自愿遣返。此外，中国同日本、澳大利亚在难民问题上也有一些合作。

2、中国境内现有来自非洲等地难民100多人，每月可从联合国难民署领取1200元生活费

中国于1982年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年）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1967年），正式参与国际难民事务。难民可按照国际公约，申请到中国避难。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关于难民的单独立法，只能按照《出境入境管理法》对难民进行管理。

作为国际难民“中转站”，中国在1979年暂时收容了6万余名阿富汗难民；80年代暂时收容2万名南亚难民；缅甸果敢地区爆发冲突以来，还先后收容了数万名缅甸难民，以上这些难民大多数都被遣返回国，或送往第三国。

目前申请到中国的难民主要来自非洲，如常年战乱的布隆迪、索马里、尼日利亚等国。在中国的难民中，大多数为妇女及儿童，通过正当途径，持学生或旅游签证入境。截至2014年7月，居住在中国的“非印支难民”有138人。这些难民在中国大陆等待被第三国接收期间，可以从联合国难民署获得每月每人1200元的生活补助。此外，难民署会报销难民95%的医疗费用，并教难民学习一些简单的汉语。

2015年，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撰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称，中国正在成为难民接收国。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移民组织，未来可能更多地参与国际难民工作。

注释

周国建：《论三十年代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原因》，《史林》1992年第2期；唐培吉：《上海抗日战争史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6页；若雪：《1939年：犹太难民移华始末》，《湖北档案》2012年第1期；《国民政府筹划犹太人寄居区档案选辑》，《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吴鹏：《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探析》，《昆明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房建昌：《外国驻昆明领事馆始末及其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34辑》，2000年，第51页；金旭东：《试论印支难民问题的特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1；聿峨、郑建成：《在华印支难民与国际合作：一种历史的分析与思考》，《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刘国福：《中国难民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225—226页；方澍晨：《外国难民 活在中国》，《Vista看天下》2014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