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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易先生去世：回顾武侠小说在大陆被禁的坎坷往事短史记

2017-04-06来源:

图：左，武侠小说名家黄易；右，由黄易著作改编的电视剧《寻秦记》

文 | 谌旭彬

据《南华早报》报道，2017年4月5日，武侠小说名家黄易在香港去世，享年65岁。作为上世纪武侠文学热潮末段的标志性人物，黄易的小说如《寻秦记》《大唐双龙传》等，承载着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回顾大陆武侠小说史，这样的回忆，其实来之不易。

被指为“小说中的逆流”

1955年，国务院下发文件，命令全国各省市在规定时间内清除“有毒害的图书”和改造“私营图书租赁业”。这可能是四九年之后首个涉及“武侠小说”的中央级指示。文件要求：“凡……宣扬寻仙修道、飞剑吐气、采阴补阳、宗派仇杀的荒诞的武侠图书，应予收换，即用新书与之调换。”“一般描写技击游侠的图书，一般的侦探小说……一律准予照旧租售，不得加以查禁或收换。”

不过，这个比较温和的政策，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武侠小说很快就被贬为了“小说中的逆流”。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号称“第一本较完整的近代文学史著作”。该书对武侠小说做了彻底否定：

“武侠小说在长期以来，一直起着极为有害和反动的作用，它掩盖阶级矛盾的本质方面，把阶级的矛盾说成只是纯粹的个人恩怨，而且麻痹人民的战斗和反抗意志，宣传迷信思想、因果报应和各种封建观念，使读者进一步沉浸在幻想中而忘掉现实的斗争，引诱人们离开反抗和革命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武侠小说在解放以前一直受到反动统治者或明或暗的支持的原因。它对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道德品质各方面都起着极其有害的影响。”

基于上述定性，80年代以前，武侠小说的出版受到严格控制。只有在“为了进行研究”的名义之下，《三侠五义》这类传统武侠小说方能获准“少量出版”。据统计，“《三侠五义》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间，只有两个出版社印行过；一九五六年文化出版社印了十八万套，一九五九年上海中华书局印了十八万八千套。”至于民国作者所著的武侠小说，则几乎得不到任何出版的机会。

左，1959年中华书局版《三侠五义》封面；右，195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三侠五义》封面

“《三侠五义》热”引来禁令

70年代末，出版政策松动。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出版社开始蜂拥出版“旧小说”。最受市场欢迎的旧小说，正是过去30年里被严格控制出版的《三侠五义》。

据统计，至1981年初，“已有十个省、市出版社争相出版（《三侠五义》），印数达四百四十六万套。这样的印数，居十多年来我国出版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之‘冠’。有一个出版社就印了一百一十五万套；还有一个出版社印了九十九万五千套。除了《三侠五义》，不少出版社还竞相出版《封神演义》(印三百多万套)，《杨家将演义》(印二百五十万套)、《侠女奇缘》、《侠女风月传》，《济公传》、《龙图耳录》、《施公案》、《呼延庆打擂》、《西游补》等。”

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旧小说热”，和以《福尔摩斯探案集》为代表的“侦探推理小说热”（如群众出版社1978-1980年间印了430多万册），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国家出版局的管控办法，是限制印数（凡属公案、侠义、言情的旧小说，最多允许印三万册）和建立审批制度（印数超过三万册，须上报国家出版局批准）。

但民众喜欢看、出版社愿意追求利润，“三万册”的限制是难以遏制“《三侠五义》热”的。于是，1982年4月，国家出版局出台了更严厉的政策：“鉴于近年来侠义、言情、公案等旧小说的出版已经太多，自文到之日起不许继续出版。所有正在印制的这类小说一律停印，已印好的暂行封存，听候处理。”“这类小说的缩写本，根据这类小说改编的连环画，以及从港、澳、台引进的所谓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也照上述规定执行。”简言之，即禁止再出版武侠小说。

“新武侠小说热”再招禁令

1982年的禁令，使武侠小说的出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谷。至1985年，出版界又出现了一次“新武侠小说热”——所谓“新武侠”，即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为代表的港台武侠小说。

按许力以（曾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的评估，“这次好象比《三侠五义》热，还要厉害一点。新的武侠小说和旧的武侠小说，有的出版社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一些古旧书店本来开个口可以影印一些有价值的古本、珍本和资料书，供专家学者用，这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现在为了赚钱也印起武侠小说来，甚至印新的武侠小说……”有数据称：“1985年上半年，新武侠小说、旧小说出版量高达四千多万册。”

这场“新武侠小说热”，同样饱受批评。一般的声音，指责其“用一堆无用的甚至有害的‘垃圾’，来充塞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头脑”。较激烈者，则将问题上升至政治高度：“出新武侠小说，除了经济原因外，还反映读者趣味下降。这首先是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远远超出了出版的范围。”

1985年6月，文化部下达通知，重申新武侠小说的出版必须严厉控制：“未经批准的在制品，一律停排、停印、停装；已成书发往书店但尚未发行者一律封存。”“未经批准、擅自出版或在批准印数之外擅自追加印数的，以及非出版单位滥编滥印这类图书的，都要实行经济制裁。”（11）同年11月底召开的“全国出版社总编辑会议”，宣布了一份新的禁令：“新武侠小说，根据新武侠小说、古旧小说改编的连环画，近两、三年内不再批准出版。”（12）

图：左，198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射雕英雄传》；右，1984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书剑恩仇录》

“统战”掩护下的武侠小说

1985年这场“新武侠小说热”，与之前的“《三侠五义》热”最大的区别，是后者往往以“古籍整理”的学术名义出版，而前者则常以“统战”的政治名义出版。边春光（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在总结1985年的“新武侠小说热”时，曾特别提及“统战”问题。边说：

“新武侠小说泛滥，反映了一些同志思想认识识模糊，政策界线不清。……我们在文化上并不笼统地排斥香港、台湾和外国的东西，但是要有选择。……对港台文化界知名人士，我们应该主动做统战工作，但是，要正确处理统战政策与文化政策的关系。”（13）

既要顾及对金庸、梁羽生这些港台武侠小说名家的“统战”工作，又要防止新武侠小说成为大陆通俗小说的主流。这其实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据沈昌文披露，三联书店在1991年获准引进版权，正式出版金庸的小说（此前各出版社盗版泛滥），靠的正是“统战”的掩护。沈昌文回忆：

“那么，用什么来统战呢？我们又想出一个词：‘文化’。后来把这词扩而大之，广泛使用。……如出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强调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义，尽管那时查禁武侠小说甚严，我们的方案还是被批准了。”（14）

“南巡”与武侠小说解禁

确如沈昌文所言，1991年前后，对武侠小说的查禁仍然很严。1990年4月，新闻出版署出台文件指出，“目前，正在出版发行的新武侠小说多数属于未经批准出版和非法出版的”，限各出版社于一个月之内“停售封存”小说并上报情况，否则将“从重处罚”。（15）该文件得到了严厉执行——比如，同年9月份，文化艺术出版社因“擅自出版11种武侠小说”遭到重罚，利润被全部没收；多家协作出版机构除利润没收外，还被处以五万元罚款——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16）

1992年8月8日，是武侠小说在大陆最重要的命运转折点。该日，新闻出版署下发文件，将“古旧小说专题审批权”、“新武侠小说的专题审批权”下放，出版社“可按一般选题管理程序安排出版”。自此，武侠小说不再属于特别管控对象。之所以突然作出如此大的改变，按文件的说法，是“为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精神，深化出版改革，简政放权”。（17）

黄易于80年代开始武侠小说创作。其作品在90年代中期大量进入大陆，恰值大陆“虎躯一震”正式解禁武侠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易的作品是幸运的；黄易的读者也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