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之手防止“道德荆条”退化为“道德板砖

    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句话对于今天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全民修身行动，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就道德角度而言，圣人是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凡人，就是普通人，是思想道德水平一般之人。毛泽东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普通人可能偶尔会做几件好事，而圣人总是时时刻刻以善的信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坚持一辈子做好事。

    中国古人讲人生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太上立德”，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古人的最高价值追求，即把成圣成贤作为个体人生的最高目标。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达到圣贤境界的人，如孔子、孟子、王阳明等却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人都是凡夫俗子。可见，圣人虽是由凡人修炼而成，但由凡入圣绝非易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凡人之所以为凡人，其理路何在？传统儒家认为“德性之知，不源于见闻”，即人的道德意识为每个人先天所固有。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朱熹讲“天理”，王阳明讲“良知”，这些概念虽有差别，但都是至善，是天命之性。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说对于合乎情理的事情，人们的看法大致相同。虽然当今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但并不妨碍人们对诸于“偷盗、贪污腐败、损人利己、假冒伪劣”等丑恶现象在基本道德立场上达成一致的厌弃。王阳明用“良知”来概括人们具有的这种普遍道德意识，良知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良心。“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道德选择时，我们就去拷问自己的良心，我们的良心一定会告诉我们怎么做是对（善）的，怎么做是错（恶）的。

    “人人自有定盘针”，虽然每个人的良知（良心）能告诉我们自己何为善，何为恶，但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能坚持行善去恶。普通人大都难以抵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诱惑，而违背自己心中善念（良知）去行事以得到某些好处，如贪官明知贪污不对而去贪污，不法商人明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不对而去生产。只有极少的人（圣人）能够把心中的善念贯彻到自身生活的每一件事当中去。以当前社会热点问题“老人摔倒该不该扶”为例，普通人见到陌生老人摔倒在地，心中虽有扶助的善念，但因担心被老人讹上，而对摔倒老人置之不理，视而不见。而圣人处此情形，不会去考虑现实的利害，或者即使考虑到了，仍能遵照自己内心良知的要求坚持去扶助老人。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说，是打了很大折扣的。在思想（道德意识）和行为（道德实践）之间，只有圣人不需任何中介，任何时候都能直接把内在的善的信念转变为外在的道德行为，真正达到内外、知行的合一。对圣人来说，心中的道德信念就是自己行为的“绝对命令”，无论外界条件如何，一定要按照心中的道德信念的要求去行动。王阳明说：“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圣人的这种高度自觉自律并不止步于洁身自好，在面对各种“假丑恶”现象时，更能萌生出“赤手搏龙蛇”的凛然正气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与担当。而普通人由于缺乏圣人的这种自觉自律，在把思想（道德意识）转化为行为（道德实践）时，还必须植入一个中介环节，就是要把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具体外化为各种强制性的伦理规范、规章制度，只有在严格的他律之下，普通人的行为才有可能“不逾矩”。简单来说，在道德实践中，圣人的行为模式是：思想→行为 （自律）；普通人的行为模式是：思想→制度→行为（他律）。这就是圣凡之间的差别。

    圣凡之间的差别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这么有两点：一是榜样示范、道德教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必须运用得当。“道德应是背负在自己背上的荆条，而不是扔向他人的板砖”，过于“高大上”的道德说教甚至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而产生负面效果。二是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关键靠制度。当前社会的贪污腐败、假冒伪劣、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表面上看是道德问题，而实质上是社会管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仅仅从道德角度来做文章，是求不出什么“解”的。只有健全和严格各种社会管理制度，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句话对于今天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全民修身行动，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市委党校政法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