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能上能下”

中国古代官制中，从官员的进入、管理到退出三个环节彼此承接、环环相扣、首尾相应，在选贤任能方面形成了一套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用人体系。

进入：不拘一格选人才

“选贤任能”在选官和任用的环节主要特色是不拘一格地发现和使用人才。从先秦的乡里举荐制，到汉代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直至隋唐出现科举制度，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官制一步步走向成熟。隋唐以后，在以考试为主的选拔方式外，其他制度如荐举、学校、军功、胥吏、捐纳等也根据统治形势需要而使用，多途并举、广收慎用。以科举考试为途径的选才，在破除门阀政治、吸纳社会底层精英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从社会底层制度化吸纳人才，有利于加强对政权的认可，打通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制度渠道。

管理：能上能下用人才

将选贤任能的宗旨落到实处，就需要在管理环节通过考核、奖惩、监察等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制度营造能上能下、各尽其能的政治生态。

首先，考核是察贤否、明功过的制度措施，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方式。《尚书》上记载大禹那个年代就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政治实践。在秦汉官制建立后，定期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升降成为定制。在官员履职一段时间后（一年、三年、六年、九年）由上级或专门人员和机构对其政绩、功过和德行进行考核，分出优劣等级加以奖惩黜陟。

其次，奖惩制度具有有功必赏形成激励、有过必罚形成震慑的作用，是否客观公正、赏罚分明、严格执行，关系到整个官僚群体的人心向背。宋代苏洵曾说，有官必有考核，有考核必有赏罚。有任官而没有考核，就等于没有任官，有考核却没有落实赏罚就等于没有考核。明清时期，对官员惩处有“公罪”和“私罪”之分，工作中的过失错误称为公罪，主观故意犯错或犯罪称为私罪，公罪从宽、私罪从严。为何如此？乾隆皇帝说得透彻，公职人员一心为公做事，由于受各种条件环境的限制难免有失误甚至错误，有时事情虽比较大，但从其发生原因上讲有可宽恕处；但公职人员一旦以公谋私，违法乱纪，虽然有时事情危害比较小，但也绝不能姑息养奸，只有这样，那些努力工作的官员才会得到宽容保护并勇于做事，那些营私为奸之人受到严厉惩处从而抑制以权谋私之风，这样的管理制度才更加公正。

再次，监察制度具有监督、检察、弹劾、惩戒和教育的功效，是纠察官邪、肃正朝纲的制度利剑。古代监察制度发挥功效主要依赖于：监察权相对独立，对最高统治者负责；监察官依法以弹劾纠错为职要，威震百官；监察与执法、司法部门相互衔接、相互制衡；监察官选拔、任用和升降有相应的制度法律规定，确保监察官有威、有为、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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